两千年前，孟子作为儒家的亚圣级别的人物，曾以仅次于孔子的思想高度讲过“百里可王”，也就是说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就可以做王了。轻徭薄赋会激励经济发展，促进国民人口增长，老百姓就能因此而获得所创造财富的较大比重，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来归顺于王土。在中国古代，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大喧嚣的春秋战国，各派各门都在争着为扩张领域、强大国防而费尽心机的时候，儒家的一系列主张与做法不得不说是一种超脱的自然与新颖的见解。

两千年后，儒家的格物致知、正心省意的传统，对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的理解，对非经验部分非常谨慎，保持着非常规的敬畏。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秩序哲学的产生，也是儒家思想与经济自由制度的取向相吻合的关键点。把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用到社会中，其倾向就是让社会自己运转，尽量不要干预自由经济思想的内涵。孔子也曾主张政府惠而不费，如果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，就去公平地进行交易，进行平等谈判，自愿达成契约，不要朝廷插手去管。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，这种不仅收益大，而且成本低的硬性原则，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的沧海横流中是基本的立足点。

在经济思想领域，儒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在刑法和社会治理方面，儒家还提出了轻徭薄赋的休养政策，在当今的中国，经济制度领域做得最为夸张的我想定要数税收的征缴了，中国的应交税比重占人均收入排名世界第一的高峰，真可谓是税敛大国了，而在这样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体制下，中国比起古代的经济治理来说，反而是更加倒退的象征了。孟子讲过，百里可王是在轻徭薄赋的基础之上，儒家之道税赋不可少。他们承认有王和国家，承认一套社会制度，这套社会制度要有费用，但类似于最佳税率的概念，在中国范围内并没有确切地实施。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，但花的钱应该恰当，多了少了都不行，这就是中庸思想的重要核心。因此，当前的中国发展在经济领域虽说是自由市场竞争，但事实上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并没有很好地体现，经济市场的自由平等也是表面功夫，并没有深入到“自由”本身，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进行反思和省悟的制衡发展点。

所以，儒家的某些经济主张，在成功的朝代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实施和见证。如清代的税赋很低。康熙以后不收人头税，只收田赋，摊丁入亩，大约是百分之五的税率。一个儒家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，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和强调轻徭薄赋，是一种小政府的秩序，这跟今天的西方经济体系有很大的相似点，人们有着基本的经济自由，有根本的经济增长，才是中国经济需要弥补的大环节和大思想。用传统贯通古今，用文化渲染经济，在今天，是很有必要重视的话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