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1月31日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克里·布朗，撰写题为《从很多方面讲，“中国梦”与“美国梦”没什么不同》的文章，刊发在英国《卫报》网站。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西方人一般都对中国的抱负存有误解，因为总的来说，西方人对中国的历史、愿望和梦想知之甚少。“如果你真的想了解‘中国梦’，那么回顾历史——而非展望未来——才是上策。”这和习近平同志提及的“中国梦是历史的、现实的，也是未来的”，可谓异曲同工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延续5000多年，热爱和平、注重防御的主流偏好已经成为中国人战略文化的底蕴，成为中国人潜意识的一部分，对现实行为有着持续的影响。这体现在中国历代思想家、政治家的言论和实际行动中，并形成了东方特色的封贡体系。

春秋战国时期频繁而残酷的战争，使中国人意识到战争的危害，产生了慎用武力、求同存异、重视和平、重视非暴力手段的思想。孔子强调“和为贵”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；孟子说“以德行仁者王，以力行仁者霸”，认为以德统一天下胜于以武力统一天下。中国历代政治家也反对穷兵黩武。中国人常说的“止戈为武”，就出自春秋时期楚庄王之口。公元前597年春，楚国大败晋军，楚国大夫潘党建议，应当收集晋国人的尸体，建一个大坟堆，以留作纪念，炫耀武功，而楚庄王否决了潘党的提议，认为“止戈为武”，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、消灭战争、保持强大、巩固功业、安定百姓、调合大众、丰富财物的，而用武本身并不是他追求的功业。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实现边疆稳定不应该诉诸武力，“震耀威武，征讨四夷”的做法并不可取，而是应当把中原治理好，“治安中国，而四夷自服”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中国古人的和平言论并非仅仅是“粉饰门面”，而是切实体现在行动之中。公元7世纪上半叶，当时的唐朝可谓国富兵强，在松城（今四川省松潘县）击败了吐蕃大军的进攻。此时处于优势地位的唐朝并未趁机武力征服吐蕃，而是采取了和亲政策，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，通过联姻缔结了友好关系。

回顾过去，是为了让历史照进现实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战略文化传统，坚持马列主义的战争观，汲取历史教训，确立了和平发展、积极防御的思想原则，并在实践中恪守这一原则。

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将持续地影响中国当前及未来的战略行为。近代以来，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封贡体系，但是并未毁灭中华文明，也无法抹去中国人潜意识中的战略文化思想。贝淡宁就此在《中国新儒家》中指出，“正如历史上起到的作用一样，儒家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力量，比其他任何话语都具有更大的潜在作用，来限制中国在海外的帝国冒险行为”。

最近关于中国军演的报道连篇累牍，许多西方媒体都继续热炒“中国威胁论”。然而一个国家要强大，加强军备始终是走向强国的不可避免的旅途，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仅凭借经济力量就能跻身强国行列。其实，中国的“强军梦”源自沉痛的历史教训。清朝末年，统治阶级腐朽堕落，政府昏庸无能，军备废弛，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，只能不断用割地赔款去换和平。二战中，日本帝国欺我中华软弱，侵略铁蹄肆意践踏······这是中国人民永远牢记的历史教训。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·里奥斯，就“中国梦”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测网站撰文指出，“经过一代一代中国人的牺牲和各种各样的苦难之后，中国到了他们骄傲地宣布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······”

因而，中国的今天的强大，在联合国维和行动、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等方面，更多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